越南反腐全靠内部人举报,反了个寂寞

越南最近几年在阮富仲的领导下进行了所谓猛烈的反腐运动,先后抓捕了前河内市长,前胡志明交通部部长,前岘港市市长。这些官员都不是小官僚,都是越南高管。阮富仲被外媒评为反腐沙皇,但是以我在越南旅居数年的经历来看,他的反腐运动多为排除异己,真正大量贪腐的越南基层小官僚依然活得很滋润。

前段时间胡志明市的一名交通警察被曝出有上百万美元的资产,大部分都来历不明,实际上在越南交通警察的腐败人人皆知。越南政府在前几年专门发布了一条反腐举报规定,只有有人举报属实可以获得最高30多亿越南盾差不多100万人民币的奖励,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说任何普通越南人有机会获得此巨款。
越南政府本身是以官僚系统为中心的社会,所有政治生态都必须依附官僚权力生存。所谓的反腐或者越南纪检委都是为了应付普通越南人,为了稳定越南社会舆论。

越南官僚系统内部每年都会对公务员的收入和财产进行审查,越南媒体公开的规定是具体细致到几千美金的黄金都会受到严查。但是这些都仅仅停留在面向内部的审查,从来都不会对普通越南民众公开。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越南每年都处置了几千的违法违纪的公务员,而且制作成反腐纪录片播放给越南民众看,以此来彰显越南政府的反腐决心和成就。但现实是每年依然有大量的贪腐发生,从基层的警察到市长都利用房地产,金融投资积累和转移大量财富。这些现象背后实际上宣告越南的反腐反了个寂寞。

越南官僚阶层是一个小精英团体,他们的利益彼此相关,所谓官官相护是指很多聪明的官员会以各种形式让越南体制内的人利益均沾。比如每年越南体制内的基层公务员都有极高的绩效奖金,尤其是一些房价特别高的大城市,年底的奖金可以达到数亿到数十亿越南盾。这些掌握实权的贪腐高官非常清楚,只有安抚好体制内的人和下属,他们才会闭嘴。至于越南普通民众的举报根本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影响,毕竟所谓的越南纪检委也是小团体内部的一群人,他们本身就很不干净。
这就是为什么在越南很多反腐案件需要靠官僚体系内部举报,或者家属举报,在媒体和舆论上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稳定了,越南的官僚精英才会想办法处置这些人员来安抚民众。

只要越南官员的财富无法真正彻底地向越南普通阶层公开,这种所谓的内部监督和反腐只会流于表面。况且越南官僚精英本身就是利用这种体制来不断巩固自我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只要社会稳定不出大问题,这些越南精英的家族则可以世代靠剥削越南底层人享受荣华富贵。

从越南工人罢工看不同社会下的民族性

大概是7,8年前我在一趟从成都到河内的飞机上遇到一位工厂管理人员,他在越南管理一家服装厂。当我谈到越南工人喜欢罢工的话题,他略微有点不屑的笑道“没有问题,我们会慢慢让他们习惯听话的”。

这么几年过去了,越南工人是否如同那位管理人员一样被驯服了呢?最近几天宝成越南工厂的罢工的新闻再次击碎了这些老板天真的想法。疫情的影响下这家耐克和阿迪达斯最大的鞋业代工厂开工率只有疫情前的70%不到,因为工厂管理方把工人的年终奖由往常的1.8倍月薪降到1.5倍月薪。这让多工人大为不满,工厂立刻有数百人罢工,最后上万工人一起响应,这导致整家工厂彻底瘫痪。当地越南政府和资方不断安抚工人,没有越南警察敢殴打越南工人或者强行开除越南工人。

实际上在我旅居越南这么多年,越南罢工的新闻每年都有很多,从来没有减少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当地企业对此不敢有任何过激行为,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和工人好好沟通。我之前提到社会底层的一种民族性,很多人会觉得不以为然,实际上所谓的民族性和代表整个社会大多数人群体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他们所呈现的相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越南人尤其是底层人非常能吃苦也能加班,但是如果想要他们接受稍微有点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会立刻团结起来反对罢工。我记得几年前越南河内农村发生过一些当地村民和越南警察交火的事件,由于越南政府想要强行占用他们的土地导致当地越南村民杀死两名越南警察。

这种事情在越南邻国是很难发生的。长期以来越南邻国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大多是以忍耐吃苦为主,大部分人相信多吃苦是好事情,只有多吃亏多吃苦才能可能成功。这种顺民教育式的道德鸡汤影响了几代人。在越南邻国公司拖欠工资是常有的事情,甚至迟到一天会被罚款一周的工资,这在越南几乎不敢想象。越南底层工人会不断为自己的工资,社保,年终奖等各种福利待遇去主动争取。

越南普通人的工资相较于邻国是比较低的,但是越南普通人对于拖欠工资和恶意罚款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最重要的是越南底层工人非常团结。很多人认为目前越南的制造业现状非常类似邻国20年前的样子,会想当然把20年前越南邻国血汗工厂和听话的工人复制到目前的越南。

实际上不同社会文化下的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资本可能会让人异化,让人变得更顺从,但是对于一些社会而言,如果处理不当他们会变得更加具有反抗精神,越南和邻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

在越南买房已经成了一场输不起的豪赌

在越南炒房和炒土地已经是合法化了,很多越南普通人不仅仅面临高通胀和高房价的双重剥削,更要命的是很多普通阶层买了越南期房后心惊胆战,越南房地产公司一旦遇到债务问题,越南购房者将血本无归。

实际上住房商品化是越南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利用房贷来提高个人债务杠杆。住宅商品化的本意是为了发展合理的房地产业,改善居民住宅环境。但是这套资本化的东西拿到越南后就彻底变样了。对于越南体制精英家族而言,收割普通人财富,让自己的家族和精英圈层的人利益均沾才是考虑的第一位。

于是越南在过去10多年大量举债,动辄数千亿美元的基建,城市化,房地产项目在大部分城市展开。所有城市化的项目债务对于普通越南人是个谜,根本不会公布细节,更不会透露这些大笔的钱最后流到那些人口袋里。实际上越南的土地财政本质上是把土地价格抬高,然后把所有债务转移给普通越南买房人。整套规则的设计者不仅仅贪婪而且极不负责任,越南政府把越南银行和房地产商的地位置于普通买房人之上,换句话说就是让越南银行和房地产商一起来坑普通越南刚需。

一般负责任的政府会对房地产项目预售款实施严格监管,很多都是需要房地产商完成项目后才会支付,这样才能避免购房者可能出现的因为房地产商项目烂尾而血本无归的悲催遭遇。但是在越南这部分钱可以被房地产商随意挪用,监管形同虚设,银行根本不管。但是一旦出现银行信贷危机,越南银行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监管账户的钱收回占为己有。

可以说房地产商和银行在和越南普通买房人签订合同的时候根本没有保护普通阶层的想法。对于越南买房人而言,他们一旦遇到烂尾还要继续交房贷承担高额的银行利息。而越南的房地产开发商很多都在海外有家族信托,他们把大量的钱都汇到国外,最后债务留给越南国内,让普通越南人来承担所有损失。

正如我之前不断提到的,越南社会的整套运行体系都是以官僚精英和富人的利益为中心,他们的目的都是以收割普通越南家庭财富为主,至于普通越南人的命运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粒灰尘一样无足轻重。

高房价本质上是庞氏骗局,一旦没有人去接盘就会破灭,越南精英的财富收割已经到了尽头,当然他们赚得也够多了。整个越南社会看起来依然一片祥和,普通越南接盘人的痛苦是主流媒体不会去报道的,也不可能报道,一旦有任何人去抱怨就会被越南政府打压封住嘴巴。当然这样的社会运行规则依然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底层越南人无法忍受为止。

越南社会不断利用集体主义毒害年轻人

越南这个80年代就经济开放的东南亚经济体发展了数十年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我很明显感觉到越南在经济下滑的趋势下社会不同阶层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作为成立了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政府为了稳定社会不断向越南人灌输一种扭曲的集体主义思想,其核心是要求所有人必须毫无保留地拥护这个国家和代表越南国家的体制,任何企图改变越南体制,攻击越南体制的行为都会严重损害每位越南人的利益和未来。也只有不断维护越南集权体制限制言论才能最大可能保护所有越南人的权益和生命。

最近几年越南集体主义的爱国口号在越南社会越来越刺耳,但是很多越南年轻人却深信不疑。正如我之前不断提到的越南本质上个以官僚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底层人的生活甚至生命都远远比不过官僚的面子和权力。

正如这次越南疫情,每天死亡上百人也没有越南官员被严重追责。唯一所谓的追责是因为越南网络媒体报道一名胡志明市区远郊的孕妇在封城期间被拒绝接诊导致流产。还有很多无法看病的底层人死在家里或者因为延误病情死在医院里,越南官方仅仅对当地的一些越南主管疫情的卫生官员进行党内警告。

在越南一般比较有背景的官员是很难被立刻开除撤职,除非犯了严重的贪腐和渎职需要入刑罪。这次胡志明追责官员的原因官方媒体提到是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本不提底层生命被漠视的本质原因。也再次验证了我之前提到的越南官僚精英首先考虑的是社会舆论的稳定而不是普通人的生命。因为越南社会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整个脆弱体制背后长期靠榨取普通越南人财富的寄生虫命运。在越南集体主义是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官僚权力和财富的遮羞布而已。

越南年轻人特别是还没有出社会工作的学生生活在一个被越南政府构建的信息茧房。在那里永远都是没有经济危机的威胁,失业的压力以及高通胀和高房价对于普通人的剥削。很多越南年轻人生活在一个被体制精巧设计的抽象世界,在那里意识形态占据主导,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断让越南年人有一种错觉,强大的越南体制永远正确,自己的未来永远光明。

这种现象背后是越南政府利用信息管控,屏蔽了大量富人和官僚精英转移大量财富到国外的信息,越南官员的房产,存款以及各种投资也不会向普通越南人公开。我在越南旅居了这么多年,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了很多真实的信息。越南官员通过各种非常隐秘途径对房地产,金融投资实现财富增值,而这背后都是简单的从普通人口袋里转移财富的过程,他们根本没有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仅仅是越南官僚和富人利用资本和权力垄断优势实现财富转移,然后利用信息管控让普通越南年轻人相信这个社会运转一切正常。

越南威权和集体主义被越南年轻接受,直到他们面对社会,面对结婚难,买房难,就业难的时候自我信仰彻底崩塌,很多越南年轻人变得比以前更迷茫,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在这个复杂残酷的社会里谁的话才值得信任。

越南利用疫情管控不断收紧普通人的言论自由

2021年刚刚过去,在过去的一年里越南政府已经连续抓捕了好几名越南网民和博客主,越南社会对于言论控制的力度变得越来大。

特别是疫情的到来让很多普通越南人因言获罪。我之前就不断提到越南社会 不是一个理性的社会,这和大部分人的社会教育环境,家庭环境,教育水平有很大关系。越南社会大部分灌输的都是服从集体主义安排的思想,个人的利益往往会被各种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牺牲掉,在越南政府制定的规则要高于普通法律,这是一种持续了很多年的社会现象。越南疫情下的各种管控,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处罚都很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越南顶层的官僚精英不断强调一种体制为中心的主流观点,即官僚政府位于社会金字塔顶层,普通越南人处于底层。这种不合理的社会阶层分化被各种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粉饰美化,加上越南政府给越南底层人不断渲染和强调一种危机意识,一种对于外来政治意识形态,外来媒体的仇视意识。这让很多普通越南人觉得言论自由会导致越南社会的崩塌,社会不稳定。

越南社会目前从政府到底层人对于公共言论自由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普通越南人一旦发布过激或者敏感内容则会被拘留甚至入刑。在越南我最常见的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社会显现就是当一名越南普通人因言获罪,会有大量的越南普通人和底层人欢呼雀跃,大喊活该。而面对越南官僚长期以来无法公开的个人财富,政府的各种混乱开支和各种不作为大部分都默不作声,甚至有很多人为其辩护。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底层越南人越来越顺从和接受越南顶层官僚精英的剥削和压制,但是一旦有越南普通人突破这种边界,发布一些有违所谓社会常理的观点,他们便会变得恐慌和愤怒。越南普通阶层是个很诡异的群体,他们面对体制官僚大多接受服从,但是面对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则喜欢强调平等甚至阶层优越感。

很多越南普通人把体制形象和代表着最高权利的越南中央政府形象视为心目中最完美的东西,长期的威权教育下成长的几代越南人对于最高权利中心有种膜拜的神圣感。当体制出现很明显的社会问题,只要没有波及自己,他们都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和拥戴。这就是为什么言论管控在越南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反对声音,甚至被人大声叫好。

越南社会泛政治化后出现严重的后果

越南社会最近一段时间出现越来越普遍的泛政治化。所谓的泛政治化指越南社会在很多涉及民生的普通事件背后往往过分强调政治正确。对于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最近几年的官僚资本化的后果并没有让越南社会变得更公平,反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往出现在所谓欧美传统资本社会的问题在越南也出现甚至更严重。越南体制理论和实践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越南主流媒体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政治意识形态,以此来应对所谓外来资本主义的宣传攻势。但是过于泛滥的政治化已经让越南普通人苦不堪言。胡志明市疫情期间当地防疫部门一声令下冷酷封城,很多医院停止接诊。结果造成很多得不到救治身亡。普通人死亡成为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甚至这个数字和防疫数字比起来不值一提。

越南社会所谓人民的生命重于一切的宣传口号已经彻底暴露它谎言的本质。如果真的以越南底层人的生命为天,那就应该分配足够的资源来处理急重症患者,不能眼睁睁看他们因为疫情管控而失去生命。

我之前就分析到,越南社会越来越官僚化,顶层精英越来越泛政治化,一旦遇到疫情这样的社会危机,基层越南官员首先想到的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顶层官僚关心的是疫情感染数字减少后显示出越南无与伦比的体制优越性。而普通越南人,特别是那些得不到及时救助沉默发不出声的病人则成为牺牲品。这些普通人的牺牲被用来保证体制的完美,保证越南官员的地位和财富。

越南的泛政治化给很多基层人员和志愿者造成极大的压力,不断宣传所谓体制优越性和牺牲精神让普通人异化成越南顶层精英口里的政治正确模范。

越南这种残忍的政治规则已经完全脱离了基本的人性,以至于出现我所提到的极为荒唐的一幕:越南体制内的媒体每天不断播放欧美疫情多么严峻和死亡人数的递增,不断强调越南体制所谓巨大的优越性和安全感,但是真正面临具体危机的时候,普通人的权益甚至生命在政治正确疫情管控下变得一文不值。

普通越南人开始变得困惑不解,以前那种空泛的体制宏达叙事在残酷现实面前变得脆弱不堪。越南人民开始怀疑所谓的体制正确的可信度。这就是越南社会日益泛滥的政治化不断显现的严重后果。

越南的性丑闻背后揭示官僚权力的巨大能量

两年前胡志明市爆出一则越南明星性交易丑闻,一晚上价格从1000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支付这些交易的人非富即贵,由于担心会有更多更高级别的越南政府人员被曝光,这件事情最后仅仅停留在调查一些不知名的三四线末流女明星和几位富商的层面。

越南明星和政商界性交易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闻,只不过整个越南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这对于普通越南人而言仅仅是自己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中的闲谈趣闻。越南社会是以官僚权力为绝对统治中心的社会,性,财富,媒体曝光度等这些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都必须依附官僚权力。

主流文化甚至道德标准都要向位于社会顶层的体制精英制定的标准看齐。在越南娱乐明星是不能有任何自我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必须全面服从越南体制内主流媒体的宣传导向。这就是为什么在越南娱乐明星常常被人以一种非常歧视性的口吻称为戏子。表面上她们的收入很高,但是实际上自己的职业选择很有限,特别是越南的娱乐电影内容审查非常严格,演员受到角色限制,年龄歧视等等造成很大的发展阻碍。

在越南如果你没有官僚权力作为后盾,无论你是多么有才艺的演员都有可能被封杀,这意味着你的演艺事业从此终结,除非你需要用性或者婚姻交易的方式来攀附权贵。越南的明星性交易丑闻彻底暴露了这个社会严格的阶层分化。越南官僚权贵永远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富人,明星和各种中产都必须活得非常小心,不能有自己的社会观点和见解,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精英小团体。

即便是越南一些所谓成功的民营企业也时常打着民族企业的旗号,紧紧抱着体制精英的大腿才能有大口的肉吃。越南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依然停留在发展中国家水平,科技文化发展一直无法做到质的突破,每年出口的产品中低端占据绝大多数。根本原因是整个国家的教育,资本产业都必须依附官僚权力,甚至越南的法律解释权都在这些体制精英手里,也就说他们可以随时修改法律来维护自我的权威和社会地位。越南一些明星非常聪明为了自己的前途,能让她们事业飞黄腾达的不是名导演而是掌控所有演员生死大权的越南官僚权贵。

越南体制媒体为什么会如此成功骗人?

越南的媒体都需要越南政府审核,越南社会没有所谓的多元的声音和观点。主流的体制内媒体塑造的越南社会文化和道德标准即是越南社会主流观点。

越南社会只能拥有一种可操纵的主流观点,这是维护越南社会稳定的关键。越南疫情在前一两次控制得远比很多欧美国家好,那时候的越南媒体不断渲染所谓成功的经验。但是最近一次的疫情让越南政府方寸大乱,最后因为经济发展不得不选择妥协。越南目前的疫情依然维持在上万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每天200多人。胡志明市的这次疫情彻底暴露了越南政府的官僚作风和管理水平极其低下。封城期间大量底层越南人无法得到救助,很多胡志明市人无法购买到食物,甚至一些需要紧急治疗的越南人无法获得任何医疗援助,这些在越南主流媒体上看不到一个字,只能靠当地的越南人和社区慈善组织自发援助。而越南官方依然在强调疫情控制的成功和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的谎言。

我本以为这些话大部分人应该不会相信才对,但是越南主流媒体祭出了杀手锏,或者说屡试不爽的宣传方式:大打煽情牌。很多越南人包括年轻人似乎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至少我感觉逻辑思考能力非常差,他们喜欢被道德情感控制。越南主流媒体大肆宣扬防疫基层人员感天动地的故事,越南普通阶层会立刻被感动落泪,会感觉到集体主义的强大。

越南社会特别喜欢一种集体悲壮的社会心理,主流媒体不断报道各种基层人员所谓甘愿牺牲和奉献的故事让越南年轻人很快忘掉防疫的失败,甚至很多越南人在封城下饭菜都买不到也觉得自己应该少抱怨,主动牺牲,因为自己瞬间处于道德下风,这对于习惯道德逻辑思考而不是理性逻辑思考的越南人是很有用的。媒体煽情牌最大的作用是利用媒体拔高各种道德,甚至一些越南防疫人员连亲人去世都没有时间回去,依然奋斗在第一线的极为残忍的故事被道德美化后大量宣传,普通人会明显被这种刻意所造和精挑细选的道德故事所绑架,以前那种对于越南社会的种种不满,封城期间的各种官僚主义和越南政府应对的失败和失责行为所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则被这种道德故事激发的原始情感所掩盖。

越南底层人开始变得更沉默,更逆来顺受。煽情的道德宣传可以人为拔高道德标准让普通越南人变得犹豫,困惑甚至自惭形秽。越南政府又巧妙地化解了一次社会危机。

落实三孩政策,党员干部应见行动,千万不可放任周围人不生育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促进代际和谐,增强社会整体活力。”

《决定》的出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国情、国策意识,从自己和自己家人老年生活需求、国家人口长远发展等多角度,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积极行动起来,自觉落实三孩生育政策。

笔者认为,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人吃的食物不利于身体健康,导致个别男女没有生育能力;一些人因先天或后天因素不敢生育;上学难、上学贵、就医难、就医贵,导致许多夫妇不愿多生育;有的人选择单身,且不愿收养孩子;有的人结了婚有条件生育,却甘愿做丁克,等等。

但我们应该看到,针对三孩生育政策,国家已经和正在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解决民众生养难题。

国家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是家庭人气增长的需要,也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也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落实三孩生育政策,是每一名党员干部承担国家人口发展的责任,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履行国家人口发展的义务。

诚然,有的党员干部因为年龄、身体等原因已经不允许生育孩子,但可以积极主动教育、引导、促成自己家人或周围人积极、自觉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千万不可以漠视、放任自己家人或周围人不结婚、不生育,也千万不可以漠视、放任自己家人或周围人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

笔者注意到,《决定》出台以来,广大育龄夫妇对生育三孩回应微弱,客观现实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落实三孩政策方面发光发热。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每一名党员干部应该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积极自觉学习、宣传、践行国家新的生育政策,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为三孩生育政策在自己身边落地见效,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工作有着落 日子有奔头(这一年,我们获得感满满)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总结今年民生工作成绩,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论断。

今年以来,群众的获得感切实增加:稳就业促就业政策落地实施,劳动者就业渠道不断拓宽、权益更有保障;常态化帮扶机制日趋完善,针对生活困难群众的兜底措施更有力度;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日益推进,广大老年人享受到的服务更加精细……本版今起推出“这一年,我们获得感满满”系列报道,听大家讲述自己的幸福故事。

 外出务工人员张军——    

  就近实现就业

  收入不断增加

  “我今天发工资了!”下了班,张军擦了把脸,便赶紧拨通家里的电话,对妻子说,笑声爽朗。

  今年是老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张军外出务工的第五个年头。“以前每月最多拿六七千元,现在能过万。新工作还离家近,咋能不高兴?”张军说,“之前都是在工地当小工,现在当上电焊工,白班350元,夜班还能多100元。”

  “就业稳不稳,基层最知道。我们组建了一支懂政策精业务的劳动力信息采集员队伍,对农村低收入人群、边缘易致贫人群进行动态监测,通过技能提升、转移就业、就近安置等方式,让群众稳定就业增收。”洋县人社局局长韩静说。    多赚点钱,是张军最大的愿望。“学门手艺工作机会就多了。现在洋县人社局正在组织职业技能培训,我看电焊挺适合你。”张军从外地回了村,村上的帮扶干部徐政马上联系他。“学!学费咋算?”张军问道。“这你别担心,拎包去就行,学费住宿费全免。”徐政回答。

  张军乘着大巴来到陕西航空技师学院,从第一天开始,紧张的课程满满当当。“不光白天课程排得满,晚上7点到9点还有加课,先学理论,再实操,之后再巩固理论知识”,张军说,“人家安排得很周到,连笔记本都发到我们手里,咱咋能不好好学呢?”

  学习紧张又充实,张军的笔记记满了大半本。他说:“老师比我们还急,把1年的课程压缩到1个多月。他挑精华的讲,咱拣实用的练。我们还建了微信群,有啥不懂的现在也能随时请教老师。”

  缓解就业难,洋县从“供给端”和“需求端”齐发力。韩静介绍,在“供给端”,依托实名制监测结果和镇村就业信息员网格体系,充分摸排了解各类劳动力就业意愿;在“需求端”,广泛发布优质岗位信息,及时对接县内外用人单位,收集梳理汇总用工需求,聚焦就近就便,稳定就业岗位。

  还没等政府联系岗位,刚毕业的张军就通过就业相关的手机应用软件很快找到了新工作,“这份工作就在汉中市,骑两个小时摩托车就能到,休息时还能抽空回趟家。”

  灵活就业人员林强——

  相关政策出台

  保障劳动权益

  “现在白天开网约车,晚上5点半到9点半送外卖,平时有订单就去推销和安装卫浴。这3份工作,都能签订正式的合同呢。”39岁的沈阳市民林强身兼外卖员、产品推销员和网约车司机3个职业。“感谢政府的好政策,3份工作收入稳定,而且都受到法律保护。”

  去年底,刚从一家私企离职的林强花10多万元买了台新车,跟一家网约车平台企业签订了2年的合同。为增加收入,林强今年3月又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他还有手艺,能安装卫浴,5月又帮一家公司推销和安装产品。虽然找了3份工作,可林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总是对薪酬、社保、劳动合同等问题不踏实。

  今年11月12日,沈阳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林强的公司,不仅送来保温杯、发热贴、保暖手套、暖宝宝等慰问品,还与林强等10多名外卖骑手代表进行座谈。“当我把自己的困惑跟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沟通后才知道,沈阳市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咱们灵活就业者的劳动权益呢。”

  “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迅速崛起,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百姓出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满足新业态实际需要,保护广大灵活用工人员和灵活用工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我们出台了《关于优化新业态灵活用工劳动关系服务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新业态企业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使用非全日制用工,从业人员在不影响本企业工作任务完成且原单位未限制的情况下,可以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鼓励有富余员工和有紧缺用工需求的企业之间进行用工余缺调剂,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沈阳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处长汤岳成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险保障方面,与新业态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新业态企业应当与其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为有效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休息权,《指导意见》提出,新业态企业和新业态从业人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相关协议中明确具体休息休假或者经济补偿办法,经当地人社部门批准后,可以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实行特殊工时制度。此外,意见中还鼓励企业采取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未与新业态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新业态企业可以通过劳务外包、加盟协作和其他合作关系等形式,与灵活从业人员签订民事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从业人员、合作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为预防和妥善处理新业态领域劳动纠纷,我们还将针对新业态企业灵活用工特点,指导规范企业依法用工,分类量身定制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劳动保障信用评价、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汤岳成表示。

  如今,经过协商,林强的社保由网约车平台缴纳,外卖平台和卫浴公司也和他签订了正式合同。“现在收入增加了,心情也舒畅了,日子更有奔头了。”

  高校毕业生肖秋雪——

  见习基地锻炼

  顺利找到工作

  对双手进行2次彻底消毒,穿上防护服,经过3道防护门,进入工作室……肖秋雪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在天津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23岁的肖秋雪主要负责病理样本检验和实验室管理工作。

  “现在每天过得都很充实,最关键的是能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学以致用了!”小肖告诉记者,她的工作不仅在实验室内,近一年多来,还多次随团队前往一线,既夯实了专业技术,也增长了见识。

  然而,两年前的肖秋雪也曾陷入过对未来的迷茫。从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检验专业行将毕业,肖秋雪想在天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无奈学历没有竞争优势,迟迟没有结果。“这两年,市里在很多企业建立了见习就业基地,涵盖多个行业,可以先见习、再转正。”辅导员的一席话给肖秋雪带来了希望,在学校的推荐下,小肖很快来到专业对口的艾迪康公司见习,并在见习期过后顺利转正工作至今。

  “政府在我们企业设立见习就业基地,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用人需求,也对我们控制用人成本具有积极意义。”艾迪康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冯翠翠说。从2019年到2021年,因设立见习就业基地,企业累计享受到政府补贴51.5万元,这些补贴全部用于见习人员的薪酬发放,企业也进行了相关配套,对用人、留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好政策的扶持下,艾迪康公司近3年共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60人,企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近年来,我们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推动就业见习工作为切入点,以促进其就业为目的,积极开发高科技含量、高技能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就业见习岗位。”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天津市大力发展就业见习基地,吸纳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为经济发展储备人才。截至11月末,共组织见习人员2.25万人,目前,天津共有就业见习基地千余家,涵盖多个行业,包括不同性质用人单位,做到了多层次、多行业、广覆盖。

  “好的用人留人政策,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只要踏实肯干,明天一定会更好!”肖秋雪对未来充满信心。

  《 人民日报 》( 2021年12月13日 11 版)

(责编:杨光宇、胡永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