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精神美国人”、“精神日本人”之后，近来的舆论场上又出现了新的一类人——“精神北欧人”。
“精神XX人”，其实说到底就是一种慕强心理在起作用。不过，虽然都是“精神外国人”，后者与前两者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别的。
在现在的语境中，“精神美国人”“精神日本人”可简称为大家都很熟悉的“精美”、“精日”。
有网友总结，凡是和中国强大、繁荣、成就等一切正面词汇沾边的都是这类人所讨厌的，他们对于同样的事件会根据中国和外国给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比如，退休老人兼职，在日本是老有所为，在中国就是生活所迫。总之，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国外的月亮比较圆。
而“精神北欧人”更多是来源于对北欧那种高福利社会✔和偏向冷僻的社交环境的向往（又被代表了😅），他们认为在北欧不会有来自生活、工作、家庭的压力，毕竟，北欧人靠低保就可以活得不错了。因此，它的主要人群是社恐人士，还有那些被996透支着生命的社畜们。（什么逻辑谬误？）
虽然不知道从何时起北欧就成了高福利、幸福生活、社恐天堂的代名词，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我们打开任何一个社交软件，搜索“北欧”一词，就会看到有这样一群人在表达着对北欧的向往与羡慕。
有人是在向往北欧的神仙风景。
有人是喜欢北欧人民社交恐惧般的私人空间和交往距离。
有人在羡慕北欧人民活得很自在。
甚至，还有人羡慕起了北欧的犯人，因为他们的监狱实在不像监狱……
对北欧的生活向往到一定程度但又没有那个能力真的移民过去又怎么办？
网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了转世投胎后的下辈子。
如此看来，北欧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精神避风港了，他们对于北欧的向往其实就是对自己理想生活状态的想象。不过，北欧当真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拥有人间仙境、高福利、生活幸福的北欧吗？它的一些成就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世界银行资深专家尹伊文亲历十几个国家，实地考察，对于国家治理的本质进行了至为深刻的反思，今天我们一起跟随她的文字深入北欧。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近年来受到很多人的赞扬。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社会主义”一直是个很负面、很贬义的词汇。
但在2016年总统初选时，民主党的桑德斯公开打出了北欧社会主义的旗，宣扬要走北欧道路，吸引了很多选民；在2019年的总统初选中，桑德斯更是吸引了更多的人，受到更多人的赞扬。
北欧道路在欧洲也吸引了很多人，譬如在苏格兰，很多人赞赏挪威的民主社会主义，希望苏格兰也能走挪威道路，在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中，独立后要走挪威道路的声音很响亮。
从贬义到褒义，是因为北欧道路和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相比较，在实践中表现出优越性，并且自由主义对北欧道路的贬斥性预言，没有被证实。
自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风靡全球。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北欧模式是会债台高筑的，是会养懒人的，会使经济缺乏活力，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北欧模式的一大特点是政府给全民提供优良的福利，由于提供福利需要很大的政府开支，所以新自由主义认为必将引起政府的债务危机，因此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当2009年年底欧洲爆发欧债危机时，人们发现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的“欧猪四国”(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凑在一起正好组成单词ＰＩＧＳ，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戏谑)并不是高福利的北欧国家。
北欧四国 (挪威、 瑞典、 芬兰、 丹麦) 地理位置示意图
北欧的冰岛在2008年曾经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海啸，而发生了银行破产的危机，但那是因为银行私有化后缺乏监管的恶性膨胀所致，与高福利无关。
北欧能够提供高福利又无债务危机，是因为它用高税收来支付高福利，道理非常简单。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高税收是坏个东西，由政府的高税收来支付高福利更是个坏东西，都是违反新自由主义笃信的原则———市场化和私有化。
自从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之后，有些话语被妖魔化、污名化了，譬如：福利国家、国有企业、政府干预，都被污名化为“妖魔”。而在北欧模式中，这些“妖魔”却带来了与新自由主义所预言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些对福利国家的质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福利国家的理念在欧美逐渐发展起来，那个时代的大背景是，工业革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向人们展示了科技进步的力量，同时，工业化使大量的贫穷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很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福利。
那个时代在西方历史上被称为“进步时代”，那时候有一股强劲的理想主义思潮，相信进步的力量。相信科技的进步，相信社会的进步，相信人类可以创造一个进步的政府解决社会福利问题。
长期以来，“平等”“扶弱”都是很普世的人类理想，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人们继续追随平等、扶弱的理想，希望福利国家能够通过进步的力量，建成人类进步的“理想国”。
福利国家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进步的褒义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它赫然变成了贬义词。对福利国家的贬抑林林总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
第一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的“庞大财政负担”和“不可持续性”。福利国家广泛提供公共教育、免费医疗、社会低保、社会养老等等，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够丰厚，往往需要用财政赤字来支付福利开支。
贬抑者说:“财政赤字是剥削未来、牺牲未来”“是不可持续的”。教育和医疗都是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品也是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了它们，人可能会丧失发展的必要基础。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府通过借债来提供教育、医疗、低保福利，是对社会未来的投资，不是剥削未来。
第二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不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认为福利扭曲了市场的价格，福利使教育和医疗的价格降得太低，使人过度消费这类服务，因而使资源不能被配置去满足其他需求。但计算效益可以使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计算暂时效益，也可以计算长期效益，理性的计算应该是使用长期的时间段。
若用理性的计算来分析福利国家对市场价格的“扭曲”干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干预会使资源的配置更趋于长期效益的最大化。北欧国家对教育医疗的投资，造就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使他们可以成功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给社会带来了丰厚的长期收益，北欧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名列前茅，多数高于美国，北欧的人类发展指数更是大大领先于美国。福利刺激了理性消费，创造了长期效益。福利国家干预了价格，使人多消费对未来发展有好处的东西，实现理性的长期效益最大化。
第三种贬抑是批评福利国家会使人“懒惰”，使人“依赖国家，不思进取，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批评是缺乏实证根据的，从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情况来看，福利国家的国民没有表现出“懒惰”的倾向。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中，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不仅很高，而且高过非福利国家的美国。以2015年15岁至64岁的人口为例，美国的参与率是72.6％，北欧国家中参与率最高的冰岛是87.9％，连最低的芬兰也有75.9％。可见，北欧的福利并没有造成懒惰。
福利国家可以使人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依赖国家，但是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不进取”“不负责任”。在北欧福利国家中，不少人攻读博士，从博士学位毕业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来看，北欧的四个国家都高于美国。他们依赖国家提供的教育、医疗、生活保障等等的福利，在学术上积极进取，负责任地从事研究工作。从历史上看，很多国家长久以来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福利，在精神领域追求进取，这个群体就是僧侣。
和尚依赖施舍化缘得来的“福利”，修行思索，关怀着人类的终极问题，这是一种更胸怀博大的进取，是一种更终极的责任感。
在世俗世界，北欧国家也表现出一种胸怀博大的进取心和责任感。在国际援助方面，他们做出的奉献远远高于美国。从奉献给国际援助的人均数字来看，北欧国家是美国的10倍；从奉献给联合国援助项目的人均数字来看，北欧国家是美国的16倍。
这些数据和实例显示，北欧人在国内依赖福利，不仅没有变得懒惰，反而在道德上更有责任感，更积极进取地为世界做出奉献；他们的依赖是在低层次的基本生活物质方面，他们的进取是在高层次的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方面。
“懒惰”和“不进取”讲的是人的素质问题，贬抑福利国家的人认为，福利国家会降低国民的素质。但是，从北欧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北欧国家的国民表现出相当优秀的素质，尤其是他们对国际援助的奉献精神，更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无法相比的。
遥想海盗时代(那时不是福利国家)，北欧海盗以凶暴著称，对邻国劫掠杀戮，完全没有表现出援助奉献的精神。但在福利国家时代，北欧的奉献精神却让世界赞叹不已，民族素质在福利国家中获得了升华。
把丹麦和美国做下比较
我们都知道，美国大多数消费品的价格都比较低，尤其是一些名牌化妆品、手袋牛仔裤等，其低廉的价格常让中国游客赞叹不已。“低价格”刺激消费，美国人因此大量消费这类产品。
但美国的医疗和教育的价格非常昂贵，“高价格”抑制需求，这使得许多美国人减少了对医疗教育服务的消费。这种物价结构，鼓励了人们多消费“低价”的化妆品、手袋、牛仔裤，少消费“高价”的医疗和教育服务。
而丹麦的物价结构和美国的不同，一般消费品价格高，医疗教育服务的价格低。这种物价结构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需求，增加了对医疗和教育的消费。不同的物价结构，促成了不同的消费行为；而不同的消费行为，又对社会发展造成不同的深远影响。
美国高昂的医疗价格，导致了人们抑制医疗服务的需求，结果是健康素质下降。教育费用高昂会抑制教育需求，不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素质；而免费教育可以扩大教育需求，使人力资本素质升级改进，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条件。
丹麦的教育福利制度为丹麦培养了优质的人力资本，使丹麦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表现出色。丹麦的医药业和机械制造业都很发达，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丹麦专业人才，从事了高端的研发工作，使这些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带动了整体经济的良好发展。
高福利而无债务危机，这是丹麦整体经济运作良好的结果，也是丹麦对福利和税负的成功平衡。免费的医疗教育福利，需要用税收来支付和维持。分析税负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强调减税，减所得税增加了可支配收入，减消费税降低了物价。收入多了，物价低了，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另一条思路不强调减税，而是强调要把税收用到医疗教育福利上，以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为长远的发展打基础。
美国的发展走的是第一条路，但这条路造成了两个深远的问题。一是贫富差距加大，二是造成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剧增。丹麦的发展走的是第二条路。丹麦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丹麦的所得税采用了向穷人倾斜的累进税率，穷人税率低，富人税率高。
虽然消费税不分贫富，大家买东西消费的时候都要交25％的税，但由于救济性福利的受益者主要是穷人，而这些福利又是用税收支付的，所以税负通过福利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丹麦的基尼系数很低，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丹麦的高税负制度不仅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且使政府有财政能力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福利，通过这些福利丹麦公民的健康和教育素质获得了提升。医疗和教育福利为丹麦积累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给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如果从“藏富于民”的角度来看，美国是“藏金钱财富于民”，丹麦是“藏人力财富于民”。减税带来的金钱财富可让人及时消费享乐，而高福利增加的人力财富则可以给人带来更长远和更全面的幸福。
是金钱财富重要?还是人力财富重要?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社会也会有不同的取向。丹麦选择了后者，这是他们的道路选择。如此的选择，造就了北欧模式中的一大亮点。
无增长的繁荣很重要
在如何才能将资源配置得有利于可持续的良好发展方面，欧洲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些创新的思路，企望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思路极具震撼性、颠覆性，英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表的一个报告，就是一个典型。
这个报告的题目是«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提出了颠覆“GDP是获得繁荣的必要手段”的观念。
这个报告强调了变革的必要，因为固有模式隐含了太多的问题，尤其是其不可持续性。它指出，长久以来的固有模式过度注重繁荣依赖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只计GDP，不计环境、社会、心理的代价。
在固有模式的主导下，GDP增长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物质富裕，但也造成了无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其中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金融危机更从一个新的层面展示了固有模式中的痼疾。金融海啸起于信贷的膨胀、杠杆的滥用，而如此的膨胀和滥用恰恰是为了扩大需求、刺激增长。
在追求增长的主导下，经济走上了一条不负责任的发展道路，对环境不负责任，对资源不负责任，对债务也不负责任，只求今日繁荣，不计未来后果。如此不计代价的增长模式，使经济发展堕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今日的增长，带来了今日的繁荣，但同时也埋下了明日的隐患。
报告指出，物质增长未必一定能带来健康方面的繁荣，而把物质富裕当作繁荣指标更是会产生一种负面的社会心理影响，使增长最终成为繁荣的障碍。这尤其表现在消费品引起的社会地位竞争压力方面，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物质消费品往往带有符号意义，高档消费品往往会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若以物质消费品标示社会地位，人们为了追求社会地位就要追求物质消费。
这样的社会地位竞争使物质消费的增长处于恶性加速状态，因为当某种标示高等社会地位的消费品也被下层阶级拥有之后，高等社会地位就需要寻求更高档的消费品来作符号。水涨船高，恶性循环，整个社会不断加速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堆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的符号性产品，而对平凡朴素的保健事业的资源投入则得不到重视。于是，在GDP增长的带动下，健康繁荣并没有如期而至，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却步步逼近，威胁着未来的繁荣。
社会稳定和GDP增长被唇齿相依地联系起来了:GDP增长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有了更多的就业就会产生更大的消费需求拉动，因而能维持经济增长稳定，从而也使社会维持稳定。但是，在如此维持的稳定之下，却潜藏着另一种不稳定:环境和资源的不稳定。
如何解决环境资源的不稳定问题呢?增长万能论断言，增长能带动科技发展，进而创造出污染小、耗能低的新技术，因此增长将能够全面解决环境资源的问题。这个断言的主要证据是，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更好。报告指出，这种环境的比较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布结构中，对环境有恶劣影响的许多产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但这些产业的大量产品却是由发达国家消费的。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拉动了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的发展，增长把污染转移出国门，暂时改善了本国的环境问题，但是却加剧了他国的环境污染，最终造成了全球环境的不稳定。
科技是能够降低污染能耗的，但如果增长的幅度超过了降低的幅度，最终结果仍然会使总体污染增加，譬如，节能车降低了10%的污染，但当用车的人增加了20%，即使大家都用了节能车，总体污染仍然会增加，仍然不能解决可持续的问题。
报告指出，要想真正解决繁荣的可持续问题，需要超越以GDP增长为中心的思维。它列举了近年来的几个给人以全新思路的相关研究。
譬如，加拿大经济学家彼得·维克多用互动系统模型做的宏观情景分析，他通过模拟各种不同的政策和经济行为，预测30年后可能发生的结果。报告介绍了其中的一个模拟结果:“回弹情景”。
在这个情景中，GDP在最初的20年中保持稳定而缓慢的增长，然后进入无增长的状态；失业率在第三年至第七年左右有小幅上升，此后逐渐下降，最后呈现稳定状态；贫困人口的比例在最初五年内无变化，在第二个五年内有大幅度下降，然后保持平稳。这个模式显示，当GDP达到一定水平后，无增长可以使失业率和贫困率都保持在低而稳定的水平。
这个情景结果不仅打破了“必须依赖消费拉动GDP增长才能维持就业稳定”的神话，而且还模拟出了达到这个结果的具体方法。
报告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投资的转型，减少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增加对公共服务产品的投资；减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投资，增加追求公益的政府投资。
第二个是就业者工作时间的改变，就业者每天工作的时间和每年工作的总量都要减少，以便使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
减少工时的方法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使社会收入更为平均，使以前失业没工资的人和以前通过长工时赚高工资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减少；二是使以前工时长的人有更多的闲暇，这些人的工资可能会降低一些，但他们增加的闲暇时间，可以使他们享受工作之外的一些“繁荣”，而这些繁荣是不能用钱买来的，譬如增加人际交往的亲情繁荣、减轻工作压力的心理繁荣等。
年假很长、免费医疗、低价教育、工作生活根本不“卷”……这一切好像都构成了我们向往北欧的理由，但所谓的北欧模式在很大程度是与其资源丰富、人少地多、家底丰厚的国情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北欧模式其实是难以复制的。
而且，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北欧的抑郁症和自杀率是出了名的高。最后，习惯了高度便捷的社会生活的中国人可能还真的难以适应北欧那种近乎于原始的生活模式。比如，让你偶尔爬山、露营、钓鱼还不错，但如果这些就是娱乐活动的全部选项呢？
所以，我们可以把北欧想象为一个现实世界的乌托邦，将其作为我们忙碌生活中的精神寄托。不过，想象不等于真实，作为精神避风港的北欧和作为真实世界存在的北欧还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