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越南也算得上是防疫模范生。我们知道，防疫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科技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的核酸检测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核酸检测说起来原理不算特别复杂，本质就是聚合酶链式反应，但在疫情爆发之初，快速研制出适合新冠病毒检测的试剂，还是很考验生物科技水平的。
在疫情刚刚爆发十万火急的时刻，在先导项目批准后近一个月内，一家越南医疗科技公司越南A科技就成功交付了可供量产使用的新冠核酸检测套装。紧接着，越南科技部声称这款新冠检测套装通过了世卫组织的认证。随后，越南卫生部很快就在全国批准使用。
2020年，越南A科技还因此获颁了三等劳动奖章。
然而，随着2021年德尔塔变异株在越南全国遍地开花，大规模的核酸检测随即铺开。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越南国内其他公司也具备了核酸检测试剂的生产能力，同时各省疾控中心也可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自行招标并动态确定试剂盒采购价格。但这么一比较，很多人就发现这事情不对劲，因为越南A科技得到的订单最多，产量也最大，但价格却是最贵的，而且贵的不是一星半点。
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之下，越南政府启动了对越南A科技的调查。当年年底，该公司创始人潘国月及多名高管被批准逮捕。
一家野鸡公司的通天之路
经过调查，越南A科技的新冠检测套装溢价在45%以上，获得营收超过4万亿越南盾，约合1.75亿美元。但从金额上看，似乎也不算很多，可这也得看怎么比较。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末，越南总共进行了7300万次核酸检测，预计总花销超过10亿美元。也就是说，越南A科技在新冠检测套装的销售营收大概占了当时越南核酸花费的17.5%，从比例上看并不小。
而随着更多案件细节被披露，也让这家公司看上去更是越来越不靠谱。调查显示，越南A科技注册资本仅80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4万元，在其狭小的租用场地里，只有员工十余人和几台落后的生产设备。同时，所谓试剂通过世卫组织认证也是编造的谎言，事实上其只是提交了申请，却根本没有通过。
那么问题来了，就这么一个野鸡公司，怎么就能一路畅通，把检测试剂盒以超高溢价卖到越南全国各地的呢？
答案很简单：人情关系外加金钱开路。首先，这家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是越南军医大学的合作伙伴，以此关系就迅速通过了越南科技部的认证流程，成为越南最早获准投产的同类产品。然后再重金贿赂各省疾控中心和医院负责人，让这款伪造了成本的核酸试剂盒得到了政府的采购。
自此一路绿灯，上下打点，牵涉到官员众多，甚至牵连到了越南的高层。6月7日，越南国会投票开除了越南卫生部长阮青龙的职务。当天，他和原科技部长朱玉英一起被带走。这个朱玉英也是职业官僚出身，前年刚刚调任河内市长，一度被视为越南政坛的明日之星。此外，科技部副部长范公榨被开除党籍，卫生部副部长阮长山被处分后主动辞职。
截至2020年底，这场运动共查处经济犯罪案件1.17万余件，800多人被定罪，包括一名政治局委员和7名越共中央委员。到了2021年，又有一名省委书记和一名副部长相继落马。
不过，越南的这起核酸腐败大案，有一个点倒是值得庆幸，那就是虽然涉及大量的资质造假、行贿贪污，但其提供的产品倒还勉强合格。应该说，至少检查时提供的是合格的产品。
腐败的经济逻辑
从越南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涉及抗疫产品的腐败一旦发生，可能会牵连甚广。毕竟抗疫产品的采购往往需要中央、省级部门做出决策、拨出款项，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又需要各地市政府、疾控中心的支持。因此相关公司行贿的时候，就必须从上到下、大大小小都要打点到。
其实，任何一项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都有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只要能获得巨大的物质资源，社会运动就能不断自我强化运行下去。比如，越南的试剂公司行贿打点，让卫生、科技部的官员推动检测试剂的广泛应用，核酸公司赚了更多的钱，行更多的贿，受贿官员自然会更卖力地推广核酸检测。于是，越南的核酸检测生意必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结果就是造成了巨大损失，浪费了国家预算资源，并影响抗击疫情大局。
所有人都想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越南卫生、科技部的官员自然也不能免俗，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损失，那都是外部问题。同时，要增加核酸公司的利润，必须制造对应的舆论。在这种背景下，越南卫生部对新冠宣传的内容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可能在民众中制造对新冠疫情的恐慌，强调使用特定核酸试剂的重要性，对过量核酸检测造成的浪费和经济损失避而不谈，或者进行有倾向性的对比。
总之，按照对利润最大化有利的原则进行宣传，蒙蔽民众。并且，越南卫生、科技部还掌握着相关专业人士的命运荣辱。此时，这些专家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相关社会运动中获利，要么被边缘化处理。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越南部分民众即使对防疫政策持怀疑态度，也很难与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相互抗衡。最终在受贿官僚的大力推动下，越南核酸公司的生意几乎毫无阻力。
我们知道，越南受到前苏联影响呈现的是大政府、小社会，理论上这样的上层建筑可以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制约资本、避免资本野蛮生长。但现实之中，大政府对资本的控制只是理想状态。由于政府也是由生活在现实之中的社会成员组成，他们都会有物质资源的需要，那么政府必然会不断受到资本的侵蚀。
当然，这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理想之中政府对资本的制约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随着资本的扩张，资本对物质资源的控制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对政府的影响就可以由对个别官僚的侵蚀变为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但由于大政府的形态，则不会有民间力量能够形成制约。当然，越南内部的制约制度还没有完全失效，大量受贿官员被官僚集团开除、追责，意味着个别官僚群体的利益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并不吻合，这是整个官僚集团能清除个别败类的经济逻辑。
熟悉的配方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虽然中国与越南相比体量相差巨大，发展阶段也不同，但背后的逻辑其实是相似的。
2022年5月31日，中国医保局就公布了2022年度医保飞行检查的方案，要倒查全国2年半内的医保。2年半以前刚好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飞行检查把核酸和抗原检测也纳入其中。到了6月11日，中国国务院也发出警示通报，点名批评多地存在疫情过度管控、重复核酸检测等问题。
今年以来，不少地方的过度防疫、层层加码，给民生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民众可谓怨声载道。对此，包括卫健委在内的相关部委三令五申却是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缺少真正的处罚和整治。疫情3年，防疫不力被问责处理的大小官员有如过江之鲫，可是过度防疫、层层加码被问责、丢乌纱帽的却闻所未闻，这无异于变相激励了过度管控的越严越好。不明确奖惩机制，没有清晰的政策红线，没有对应的罚则，那么即便再高级别的红头文件，恐怕也会被执行层束之高阁。
更需警惕的是，当基层在层层加码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腐败利益链。和所有的公共政策一样，防疫政策也涉及到大量的权力分配，既然涉及权，必然涉及利。政策边界不清，变相鼓励了防疫部门和人员被过度赋权，甚至自我赋权，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牟利的工具。而这些行政体系中的防御新贵在层层加码的过程中不断获益，哪里还能顾及民生经济？
所以，热衷于搞重复检测、层层设卡的背后，到底是为了疫情防控，还是以防疫为名，行生意之时？经历了3年防疫，层层加码的过度防控依旧屡禁不止，这已经不能单纯视为政策执行的技术偏差，而是到了警惕深层次利益勾结的时候了。